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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可是，随着刑法理论日益朝目的理性的方向发展，故意概念已无法再拘泥于事实本体和日常用语，而必须根据实质的可谴责性这一规范标准来加以建构。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4][英]丹尼斯•劳埃德：《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教材不但借鉴了马工程教材中关于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历史及其中国化的论述，而且与马工程教材一样，更注重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阐释和分析法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教材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理是教材的思想依托。以人民为主体，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民主权思想的再度升华，彰显出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色。从中国法理学的特殊境遇来看，自1994年第一部以法理学命名的《法理学》[2]教材出版以来，琳琅满目的法理学教材却一直徘徊于法学基础理论的怪圈中，扮演着一张法学的入场券，而没有真正坐上法学之王的宝座。教材第六编以法治为核心法理，更是以法治思维为旨归，论证法治在社会各领域和国家建设中的价值，就是张扬法治、培养法治思维。其在法与人权一章中将人权法理分解为三个阶梯：一是人权公理，即保护人权具有超越个别国界的性质，保护人权是全球各地的普遍性法理。

具体而言，法理学导论确立了认识法的视角，法理学基本概念概要了法的家族成员，法的起源和发展回答了法从何而来，到何而去，它们对应的是法之知;法的运行对应法之行;法的价值对应法之善;法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应法之治。把法理明确为法学的共同关注和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把法理学定位为法理之学是教材画龙点睛之笔。吸收公众存款完全可能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融资手段。

他本来是希望遵从法之要求的，只是因为对实际情况产生了错误认识，才使得这一目标归于落空。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83]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4页以下。但对于世代居于深山老林中的乙来说，要知道猎捕雪兔已为国家所明文禁止，却殊为不易。

[53]将两者不加区分、一律以故意犯论处的做法，违背了责任原则中责刑相配的要求。众所周知，刑法对故意犯的处罚力度明显高于过失犯。

3.将事实上的可能性与规范上的应然性相混淆 是否应当赋予某一要素以犯罪成立要件的地位，与在具体案件中应当采用何种方法去推断某一犯罪成立要件是否得到了满足，是需要严加区分的两个问题。行为人如果稍加注意，就能够认识到违法性，但行为人却疏于认识，藐视法律的存在，就是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也值得加以非难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黄京平、陈毅坚：《试论我国犯罪构成中的违法性认识》，载同前注[1]，陈忠林主编书，第209-210页。

同前注[27]，冯军书，第215页以下。[18]在笔者看来，违法性认识不要说最为致命的弊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极端的国家主义立场将责任原则束之高阁 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具有减免刑事责任的意义，这实质上涉及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对风险加以分担的问题。[49]该观点大致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外部事实的世界向来是人类孜孜探索和力求认知的对象，由于它受到诸多复杂的因果法则和自然规律的支配，故普通人在其面前比较容易陷入无知和错误的境地。齐文远、熊伟：《违法性认识研究》，载同前注[1]，陈忠林主编书，第131页。

不可否认，由于构成要件事实具有推定违法的机能，故当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已有认知时，他也极有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事实上，《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的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以及公安部2001年发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3条所提出的大约以16焦耳/平方厘米的枪口比动能为界的强制认定标准，均与公众的常识基本相符。

因为：其一，摆摊射击长期以来都是遍布我国城乡的一种常见娱乐方式，一般人极难将其与非法持枪、危害公共安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同前注[27]，冯军书，第214页。

【中文关键词】 违法性认识。同前注[30]，莫晓宇文，第29-31页。正是由于行为的这种反价值性既是法律规范形成的源头和基础，又贴近于外行人的生活和意识，其一头联结着法律专业世界的阳春白雪，另一头联结着日常观念世界的下里巴人，故它可以成为求取法律语言与外行民众认知之最大公约数的工具，从而也就可以成为联通二者的桥梁。在目的行为论看来，行为的目的性与构成要件故意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由此可见，在激情犯或者瞬间犯罪的场合，违法性认识可能无法以清晰的文字、完整的语句展现出来，或许只能处于行为人注意力光照范围以外的昏暗地带，但这绝不会妨碍它的现实存在。诸如杀人、伤害之类的行为，由于其反社会性一目了然，能够阻却违法的是极其例外的情况，故刑法分则在描述其构成要件时就不再提及违法性。

[7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苏刑二终字第161号刑事裁定书。[24]事实上，通说后来出现的微调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然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关系日渐复杂的今天，随着法定犯的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法律与道德相联系的紧密程度已大为稀释。同前注[1]，田宏杰书，第94页。

一旦行为人缺少违法性认识，即可阻却故意的成立。[55]王志远：《在公益与私权之间：违法性认识问题再认识》，《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127页。

[10] 结合以上关于责任原则以及责任与预防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广泛存在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不知法不免责观念，存在重大疑问。责任说的每一次被限制或者出现例外，无不体现出故意认识内容与违法性之间关系的拉近，也可以被理解为故意概念在规范论思想的推动下对其先天本体论束缚的挣脱。一审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二)告别不知法不免责的观念 主张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影响犯罪成立的观点(简称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在我国由来已久、影响深远。

因此，我国刑法学应当彻底摒弃不知法不免责的旧有观念，承认违法性认识对于刑法归责判断所具有的意义。这便是两种错误的可谴责性存在差异的根源。

由于这类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不像第(1)类那样能自然天成地与外行人的认识相契合，故公民对其行为违法性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赖于对刑法规范的认知。不论是主张四要件犯罪构成还是支持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者，也不论是将故意、过失置于责任当中还是将之放在构成要件之中者，人们都一致认为，之所以存在上述处罚力度上的差异，根源在于故意所体现的可谴责性高于过失。

在事实错误中，由于该错误遮蔽了行为的危险性，导致行为人连违法性判断的事实基础，即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其举动是否会侵害法益都毫不知晓，故离分析行为违法与否的问题还相距甚远，反对动机的形成也根本无从谈起。借用中国古代先贤的两句古训：不教而杀谓之虐[25]、不教而诛，刑繁而邪不胜[26]，恰好可以点出不知法不免责做法所带来的恶果：其一，侵犯公民的尊严与自由。

这种做法不但导致法官可以抛开法定责任形式的框架，在不受监控的暗箱内主宰责任的高低和有无。[5]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新中刑一终字第128号刑事裁定书。阿马杜•桑某和阿卜杜•乌杜出境时走无申报通道，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然而，按照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负责审理该案的法院曾经通过媒体披露，闫某某和王某某不但在百度贴吧上发布过买卖鹰隼的信息，而且都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但这明显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

然而，问题在于：其一，只要归责判断是一个需要在法律和外行人之间进行沟通的过程，那么判断者就不能固守在专业的世界中自说自话，而必须俯下身去体察一名外行公民对法律的既有认知水平，必须寻找到一个尽管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不足以准确无误地划定违法的边界、却能够联通法律与外行人认知的纽带。Vgl. Ulfrid Neumann, Die Schuldlehre des Bundesgerichtshofs-Grundlagen, Schuldf?higkeit, Verbotsirrtum, in:50 Jahre Bundesgerichtshof. Festgabe aus der Wissenschaft, Bd.Ⅳ，2000，S.95f.。

人们或许不知道容留他人吸毒的行为已被规定为犯罪，但大都能意识到该行为对他人消费毒品产生了促进作用，而毒品的泛滥将危害国民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